博士们的孤独赛道 | 封面人物

并非每一个选择读博的人都能等到完满结局,获得博士头衔。这是一条看似光环无数、实则异常孤独的赛道,往下走,很难望到头。除却精神层面的孤独,博士们需要对抗的还有年龄焦虑与同辈压力、漫长的未知、科研的无果、对学术体系的怀疑、追索意义感的失落,以及情绪问题,等等。懒惰,是其中最容易对付的。

读博第四年,赵四仍觉得自己的博士身份有些难以启齿。在社交场合中,需要向陌生人介绍自己时,她都支支吾吾,犹豫不决。

她惧怕说出自己“在读博”后迎来的“哇”、“啊呀”等语气词。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形,她都尴尬地用“脚趾抠地”。她更喜欢别人喊她赵四,这是她起的笔名,有“无名之辈的意思”。

博士生赵四内心觉得读博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情,“也没有很厉害”。博士与其他人的区别只在于,这个人写了一本论文,获得了点知识。除此之外,没有其他意义。“这不代表你更聪明,更有智慧,也不代表你道德更高。”反而可能是,“这个人路径依赖比较严重,没什么自我,(利用读博)逃避至今。”在赵四眼里,她属于后者。

也许,更直接的问题是,决定读博的人究竟在追逐什么?答案不尽相同。有人将博士学位作为进入高校的跳板;有人视之为唯一志趣,甚至是“活下去”的理由;还有人觉得自己的专业足够浪漫,却又下了不再从事学术工作的决心……

一个博士学位的完成,短则三四年,长则七八年。当一位博士研究生被授予博士学位、走向劳动市场时,很有可能的情况是,他/她儿时的同学早已结婚生子,工作十年有余。选择学术道路就意味着选择了一条不同于多数人的赛道,人生的时间轴、自我评价得另当别论。

这是一条看似光环无数、实则异常孤独的赛道,往下走,很难望到头。除却精神层面的孤独,博士们需要对抗的还有年龄焦虑与同辈压力、漫长的未知、科研的无果、对学术体系的怀疑、追索意义感的失落,以及情绪问题,等等。懒惰,是其中最容易对付的。

当互联网上有关“996”工作制的讨论正酣时,这群人正独自穿梭于实验室、图书馆,循着“796”或是“10106”的时间表生活。但不同于别的岗位,许多受访者强调,这是一类“只为自己打工的工作”——“做得多就收获得多”。

近日,我们采访了近10位博士,从他们的讲述里,或许更能帮助我们理解,博士们的挣扎与坚持,孤独与困惑,那些留下的人也未必比离开的人更勇敢。

一个音乐学博士的思考

中央音乐学院录取通知书的封皮是暗红色的,经烫金工艺处理过的三行字妥帖地居于中央,上面写着,“中央音乐学院的光芒将永远照耀你的前程”。

收到录取通知时,赵四意外地平静。她14岁到北京,先后就读于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和中央音乐学院。很多时候,她出入的不是音乐厅,就是国家大剧院,身边相处的同学和老师很多曾在国际音乐比赛中演出成名。在这样的环境里待久了,赵四有时感觉,“是不是我也还行?”但更多时候,她觉得自己活在名师、大家的阴影下。

她发现,身边不乏沉迷于名校光环、精英氛围的同学,许多人的巅峰时刻就是上了这样一所学校,每逢校庆,“发几张过去的校园照片,写上‘母校’二字,再配两个哭泣的表情。”那些文字里没提到的,可能是之后略显平庸的人生。

▲赵四  图/受访者提供

赵四5岁开始学钢琴时,父母便为她规划好了以后要走的路,他们希望赵四学艺术。两人没想到,其实钢琴对赵四的“摧残也非常大”。

赵四讨厌练琴。考中央音乐学院附中前,专业课老师告诉她,以她的水平去考附中钢琴专业,一定考不上。折衷考虑,她选了“需要看很多书,文章也要写得好”的音乐学。后来升学也没再换过专业。

读硕士时,赵四的研究兴趣是观念史。简单点说,就是研究“大家为什么没完没了地在演奏死去的人的音乐”。她当时想:“如果我读博的时候继续研究它,应该挺快乐的。”她不排斥做研究,知识的艰涩与追求知识时的狂喜令她着迷,她觉得这是逼自己读晦涩理论的好机会。同时,她也被另一种念头拉扯着。

这是一种迫切地想要与外部世界建立联系的念头。这股冲动牵引着她与过去乖巧、懵懂的自己决裂。

在很长一段时间里,仰赖音乐学院的高雅与“离地”,赵四能做个不闻窗外事的乖学生,过着一种可预期的生活。对于音乐学以外的专业,她一无所知。实际上,她很早就迎来自己的迷茫期。由于对专业前景感到迷茫,她曾在“豆瓣”上认真提问:“高二,音乐学,毕业后除了在象牙塔搞搞学术,都能干啥?”

赵四的确做过一些尝试。比如说,在古典艺术经纪公司的格子间做PPT,在二手奢侈品公司做新媒体编辑,或是给一家新媒体写专栏。她的导师不理解,“你明明拥有不上班的机会,为什么要每天早上赶早高峰去挤地铁?”其实,她只是想试试别的可能。

音乐学院硕士毕业后的去向无非两种:一种是进入大剧院、出版社或其他解决北京户口的“体面单位”;另一种则是继续读下去。后者也是父母对赵四的期许。

在学校行政处工作了半年,赵四没怎么复习就坐进了考场。尽管不愿承认,她在考试方面的确运气颇佳。意外考上后,她重返课堂读博士。

她不排斥读博,却充满怀疑。“除了我们赋予学术工作的意志外,可能它本身也有问题。我们把学术体制化,然后它变成一个像《文凭社会》里面的区隔时,就已经失去了本来的功能。”

在兰德尔·柯林斯所著的《文凭社会》一书中,教育的基本功能是作为文化证书和社会流动的障碍。柯林斯的研究以美国为样本展开,在他看来,教育虽然不能增加社会流动的机会,但文凭却实在地成为换取较优受雇机会和挑选较优职业条件的同伙。它对一些人来说,是获得闲职的凭证,而使另一些人不得不从事生产性劳动。

赵四想,“读博是不是一个已经被异化的东西?它成为一种手段,而非目的。”也就是说,“是不是就要通过读到最高文凭,我们才能实现个人价值的最大化?”

她没有答案。早在读博以前,她和正犹豫要不要继续申请海外博士的朋友聊天,两人谈到对工作的理解与想法时,达成共识:“我们不要为资本家去卖力,要让我们的剩余价值流向一个更精神性、更纯粹、更有智识的空间。”

但是,赵四的朋友并没有去读博,而是换了工作,搬去上海,继续“为资本家去卖力”。朋友更现实的考虑是,在文科类博士项目经费年年收紧,竞争愈发激烈的当下,“有必要自费去读一个博士吗?”

“更有创造性的”

因为费用问题,林安起初申请博士的时候,没考虑英国。尽管她认真想过经费不足的情况,打算一边打工一边读书,但“不给钱的地方是不会去的”。

她是一边工作、一边申请学校的。很长一段时间,她习惯了工作日工作,周末飞到另一个城市参加学术会议,有时去东京,有时去香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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